贡布里希的这部新译本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了英文版的ALifelongInterest的全书，第二部分则由几篇对话录和回忆录组成。全书对话体居多，其余辅之。作者娓娓道出，闲闲落墨，令人读之忘倦，快然有得。从某种程度上讲，贡氏的主要思想大约有一半已在这里得到了平易而简括的说明。要想了解贡氏的学术观点，本书不失为一部很好的入门读物。
不过，在翻译这样一部书时，我们也是颇有顾虑的。因为，据说在当今这种快速阅读的时代，与困心衡虑地细读原典相比，时下的学者更乐意去翻阅那些概述之类的介绍性文字；而本书的部分内容至少概述了贡氏的四、五种代表著作，它的出版，无疑又稍许增添了一点泛览类书籍的数量。这样说，倒不是笔挟阳秋，弹射臧否，也不是捕风捉影，放言高论。其实，我们完全理解人们这样做的理由，坦白地说，我们也常常屈从于这种诱惑，并从中得到了不少的教训。但是，这也恰恰是我们对当前的学术界深深担忧的地方。
显然，概述不能代替原书，即使是作者本人的概述也是如此。这已不是什么卓识，而是常识。此处姑举一例。比如，在“说明的驱策”一章的开头，贡氏曾简单地重述了他对波蒂切利《春》的解释，并且坦率地承认，自己可能指鹿为马，发了悠谬之论，因为《春》不是来自皮耶尔弗朗切斯科的卡斯泰洛别墅，而是像新出的证据所表明的那样，来自佛罗伦萨的宫殿。读了这段话，我们很容易地冒出一个念头：贡氏对《春》的解释错了，他的“波蒂切利的神话作品”一文已黯?篇，无须认真对待，轻轻虚过可矣矣。然而凡是认真读过此文的人，大都会持完全相反的看法。因此，我们愿意在这里不惮词费，重提一下多年前曾就此写过的一段文字：
贡布里希的魅力之一就是他的论证特色，他以浅近的文字阐发高远的思想，其境界不论是浩浩大江还是涓涓细流，都极为清澈明朗，正所谓意深而文明，言近而旨远。“波蒂切利的神话作品”其论证方式的本身就是一项很高的成就，不仅仅是一篇研究波蒂切利的必读文献而已。
然而，不仅是这种理性论证的精微之处在这种带有即兴意味的对话录中被隐没了，就是感情的色泽有时也被淡化了。例如本书偶尔也涉及到了中国艺术，但是也许只有在读了下面的这段话之后，我们才能体会出作者的情感令人震惊的程度。这段话所谈的是一桩人神共愤的罪行：
在近代史上这也许是最可恶的蛮行，即1860年欧洲军队蓄意火烧圆明园。的确，这场侵略史，如同前前后后的侵略史一样，令人悲从中来，殊足愤慨。在此我想给大家念一段摘自1860年刊印的《我们怎样进入北京》〖HowWeGottoPeking〗一书中的话，……这段话字里行间充满了自我放纵的气息：“一阵悲痛抓住了你，眼睛再也看不到这些世世代代所赞美的建筑了，它们是往昔技艺和品味的举世无双的见证……但是，转过身来，注视着这些你刚才不忍观看的废墟，你会露出满意之色，并说：‘感谢上帝，我们可以让他们感受一下自己罪行的分量。’如果还有一座宫殿未被烧毁，你会亲自举着火把去烧掉它……现在该轮到焚烧大门和厅堂了，不要留下一处，不要，决不要留下这座宫中之宫圆明园的任何痕迹。让我们返回北京吧，我们已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贡氏在引了这段话后，戛然而止，其余的一切都留给了读者。他心中的震怒，已非语词所能承受的了。行笔至此，我们也不禁废书长叹，掷笔怃然。
上引的这一段出自贡氏杰出的论文“欧洲接受远东艺术小史”，不谈这种弥足珍贵的感情，只凭它所展现的宽博的襟抱，广阔的视野，就足以使它远远地超过了同一领域的一部名著《东西方艺术的相遇》〖TheMeetingofEasternandWesternArt〗。
其例尚多，不再缕。此处，我们想再次强调的是，本书只是贡氏对其生平和一些主要思想的撮要举凡式的说明，可看作贡氏学术思想的导论。如果通过本书，读者能够增加而不是摧毁了他们进一步接触贡氏主要著作的兴趣，那么这个译本也就真正起到它的作用了。
（《艺术与科学—贡布里希谈话录和回忆录》，浙江摄影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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